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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经济学的古典精神回归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年11月3日    

  在经济学产生之前,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The Nicomachean Ethics)里对于“什么是我们能够达到的善,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幸福”有详尽系统的论述。然而,随着经济学逐渐从早期的道德哲学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尔后更逐步发展成为可以用数学来进行量化研究的科学,采用一个更加准确也毋宁说更加狭隘的概念来定义哲学中模糊的、难以衡量的主观幸福就成为一种必然。

  经济增长未必带来高度幸福感

  在早期一批奠基经济学家理论的精心浇筑下,用货币单位来衡量效用和福利成为福利经济学中幸福的主要指标,收入和GDP也由此成为比较个人和国家幸福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评价也围绕于此展开。从此,以收入和财富为基础的福利和效用不仅支撑着经济学大厦,引导着公共政策的方向,也左右着大多数普通人对于幸福的理解。

  二战之后,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国民的物质类要素即收入虽然有了大幅提高,可是国民的幸福程度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甚至有所下降。针对这一现象,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1974年发表的文章《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人类:一些实证证据》中指出,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即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也叫幸福悖论)。

  经济学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传统经济学将人性简单地定义为“理性经济人”过于片面单一,缺乏对影响人们主要生活方式的其他因素的深入思考,对“经济人”假定的简单接受和适应妨碍了经济学家对人类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的真正动因进行进一步探索。“幸福悖论”是对主流经济学物质化幸福理论的根本否定,这激发了人们对幸福问题的反思和研究热情。从此,经济学家重新将注意力投注到幸福这个主观概念上,从而产生了新生的幸福经济学。

  随着“幸福悖论”的提出,在经济学领域,很多经济现象,例如经济增长、失业、通货膨胀和制度性因素等如何影响幸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并对此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这一发展过程得益于经济学的跨学科发展,特别是与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互为利用与融合,这使得经济学也逐步演化成为同时研究人类财富和行为的学科。诚如200多年前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所坦言:“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批判传统功利主义

  现代经济学的幸福研究正是经济因素研究和人的行为心理研究的巧妙结合,回归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的这种回归,对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未来福祉无疑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正如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经济学还是应该回到它的出发之地,不管经济学如何发展,它总要回答两千年前苏格拉底提出的命题,即“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森从幸福的反面——贫困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幸福——对幸福经济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1981年写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力授予和权利剥夺》(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一书中,提出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粮食总量的缺乏,而在于穷人获取粮食能力的不足,并提出了分析贫困问题的“能力的方法”。森重新审视经济学的伦理价值,从道德层面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以批判的视角来研究福利经济学,进一步促进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回归。

  森于1999年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这本书的主题是他在卷首提出的发展观:“本书论证,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一般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森把人类的幸福更多地归结为人类选择自由的拓展以及人类能力的自由提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森又回到了经济学的古典精神,即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福利和幸福,关注普遍的人类命运,而不是仅仅关注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现代主流经济学仍然主要以功利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基础,这一基础正是近年来经济学被批评为“一门冷冰冰的学科”的原因。

  多学科融合

  在《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Happiness and Economics: How the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Affect Human Well-Being,2001)一书中,瑞士苏黎世大学经济学教授布伦诺·弗雷(Bruno Frey)等人更多汲取了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和分析范式,对幸福研究作了有意义的拓展。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表彰其将前沿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引入了经济学研究,使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开始进入经济学理论的思考范围。卡纳曼主张放弃理性选择假设,更多考虑心理偏好、价值观念等心理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他使人们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与快乐的正相关性在逐渐减弱,幸福更多地来自于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物质财富本身。从而确立了经济学主流向以人为本方向转变的趋势,实现着幸福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回归。回归幸福的经济学,标志着当今经济学主流由理性人研究转为行为人研究的变化趋势,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由以物为本的财富观转为以人为本的幸福观的变化趋势。

  幸福研究将引来方法论革命

  经济学最终要回答的是人类如何才会幸福的问题,是人类如何才能避免不幸福的问题。经济学家到了该关注幸福问题的时候了。就像一个轮回,经济学在徘徊了两百年之后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陈腐的教条必须被抛弃,其合理的方法论内核还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在面对幸福这样一个深沉的、凝重的、广阔的、极具历史感和哲学感的题目的时候,经济学家再也不能怀着一种骄傲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情结”了。经济学家的目光不得不变得开阔而宽容,他们不得不向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学习,向他们寻求方法论和理念上的支持,与他们进行更具建设性的有效的沟通。这也同时意味着经济学对幸福问题的研究,有可能开启一场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实质性的革命。对于这门学科即将爆发出来的经济理论革命和社会伦理革命的巨大能量,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陈柳钦  工作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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